2014年8月,北京、天津、河北三方签署了《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区域文化发展布局、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演艺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文化产业协作发展、加快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培育统一开放的区域文化市场。

2015年2月,京津冀三省市教育部门共同签署了《积极推进教育领域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协议》,为京津冀教育一体化铺路。 

 

京津冀文化协同的难点在均衡发展

 

推进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促进文化事业均衡发展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京津冀文化事业发展总体水平是比较高的,这是由于北京、天津是全国文化发展的高地。但三地文化事业发展差距较大,因此协同发展的难点在如何落实均等化原则,缩小三地公共文化服务差距,缩小三地在社会文明程度上的差异,这是推进文化协同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是加强环京津地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由于长期以来北京周边的河北区域形成了一个经济贫困带,进一步造成文化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缺乏,文化消费水平低,文化生活单调贫乏,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与北京市形成巨大反差。比如环京津20个县(市)中,图书馆有7家未达到国家评估定级标准,文化馆9家未达标,达标率仅为65%和55%。在未达标的文化馆、图书馆中,多数由于馆舍面积不足或馆舍陈旧造成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工作。建议国家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扶贫开发相结合,使该区域市县建成达到国家标准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基本公共文化设施,同时加大资金保障力度,以国家投入为主,免除贫困县配套投入,实现向群众免费开放、正常运营。

二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的采购服务。由中央文化部门设置专门的政府采购公共文化服务资金,制定三地联合采购公共文化服务目录,支持三地共同开展相互采购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将北京的文艺演出、文化展览、文化培训等优质文化资源免费或优惠送到河北相对贫困落后的地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最高水平的文化服务;同时支持相对落后地方到北京、天津的高雅文化殿堂进行展示展演。比如,目前河北省艺术院团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由国家大剧院发出邀请,免场地租金,支付一定演出劳务,演出的售票及宣传等工作由国家大剧院组织和负责。二是院团自主进入国家大剧院演出,首先要由国家大剧院审核演出项目,通过后需支付场租。在票务分配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演出方全部购买,一种是共同宣传,演出收入对半分成。2008年5月9日,由河北省交响乐团担纲的交响音乐作品《英雄河北》在国家大剧院奏响,这既是“迎奥运,河北文化北京行”首场演出,也是国家大剧院“第一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演出季”系列演出,还是河北省交响乐团自国家大剧院建成并投入使用以来河北省首家受邀专业院团。但这样的活动太少了,建议在中央文化部门的协同下,河北与北京更多进行这样的艺术合作,如建立京津冀舞台艺术、文化产业联动圈,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加强协作联动。

三是实施“1+1”协同发展模式。京津出人才和创意,河北出阵地和团队,在协同发展中实现带动发展、示范发展、均衡发展。特别是一些传统文化项目上,需要将民族的、历史的文化艺术形式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时代精神,根据现代人的生活喜好和审美习惯,创作出消费者喜爱的艺术作品。三地都有一批京剧、河北梆子、评剧、话剧、相声等艺术团体,因此,京津可以在剧本编写、剧目创排、展演汇演等方面发挥优势作用,而河北可以在提供阵地、组织院团、送戏下乡方面发挥优势作用,密切师徒传艺、人才培训等方面深度合作,共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事业。例如:大厂评剧歌舞团因为地缘优势,经常在北京和天津开展演出活动,在北京演出一年在50场上下,每场演出收入一般在4万到5万元之间,个别能够达到十几万元;在天津的演出场次一年在20~30场之间,每场的演出收入在2万到4万元之间。大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创演的反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主题的大型舞台情景剧《赶考路上》,在北京、河北等地巡演。但大厂评剧歌舞团的演出多数在临近剧团的京津郊县地区,河北省其他地区院团则很难进入京津市场。三地应加强合作和交流,如先以北京为主,三地联合创排一部以长城为题材和内容的交响音乐作品。

四是大力运用科技手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结合“宽带中国”、“智慧城市”等国家重大信息工程建设,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建设。统筹实施县乡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电影放映、数字农家书屋等项目,尤其是要深入推进“广播电视户户通”服务。2011年4月,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正式启动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在有线网络未通达的广大农村利用直播卫星提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着力推进广播电视由“村村通”向“户户通”延伸,构建结构合理、运行高效、服务优质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长期通、优质通。截至2012年5月15日,全国直播卫星“户户通”开户数量总计80多万户,而全国的总数是2亿户。河北总数是430万户,现完成6万户,尚需要进一步大力支持。(摘自光明日报2015.06.08)  

 

京津冀文化合作须面对哪些矛盾

 

2014年8月28日,北京、天津、河北三方签署了《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这为京津冀的合作开了个好头,但在实践中也有一些矛盾需要面对。
顶层设计是进行战略架构的关键一步。京津冀在行政级别上的一致性,要求必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协调平台,对整个区域内的战略重点、文化资源、实施方法进行宏观规划和整合。而各地的固有格局、不同诉求、利益分配等问题,是战略执行的重点。

文化领域覆盖面广,承担功能众多,加之既有行政体制的惯性,整合与规划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演艺文化交流、各种文化产业形态、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文化旅游休闲等等,都具有不同的内在规律和产业生态,如何平衡不同目标和诉求,如文化的公益性质和产业特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跨区域的统一布局与各区域的独特性之间怎样实现同步协调发展等等,将成为区域文化战略的实施难点。

文化产业又被称为内容产业、创意产业,在日本甚至被称为感性产业,是因为文化与人的主观行为密不可分。文化产业中最稀缺的资源是人的创造力,人才是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和源泉。

基于此,无论是区域内文化战略,还是跨区域文化战略,文化人才的吸纳和培养是战略发展的中心。就京津冀而言,如何让高层次的人才资源在区域内平均且自由地配置,也是难题。(摘自《京津冀文化合作须面对哪些矛盾》瞭望东方周刊2014.09.09)

 

文化认同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从全球范围来看,大约只有30%的经济合作是由于技术、资金或者战略方面出现的问题而搁浅,而大约有70%的原因是由于跨文化沟通方面的问题而造成的。因此,没有文化认同就难以获得协同发展上的真正突破。文化认同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如何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推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用文化理念凝聚人心,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精神助力。

京津冀地区的人们拥有同根同源的燕赵文化,因此享受的是相同的文化环境,感悟的是相同的文化理念,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极大优势,应该充分加以利用。文化理念的一致带来的最大益处在于凝聚人心。凝聚人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企业联合,如果难以凝聚人心,协同机制和国家法规只能是被动的启用,而无法真正磨合。

在文化认同感的驱动下,推动产业的发展,打造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品牌,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增添助力。

仅以长三角而言,工商业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的经济来源,而工商业的发展恰恰依赖于长三角地区的文化认同感。长三角的区域文化影响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创业者、职业经理人、企业家以及商业从业人员,让他们始终保持一致的文化素养、文化底蕴、文化意识、文化精神及文化境界,共同强化着他们的创业创富精神、企业家精神、商业精神及商业文明传统。在他们的跨区合作中,也因其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而获得了充分而持久的保障。而在京津冀,这样的良性循环还没有形成,区域产业间的互动还非常的生硬。

通过文化认同增强区域旅游发展的凝聚力,依托旅游资源和自然生态优势,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保证。

旅游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先行行业,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先锋,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缺乏一个统一的形象。因此,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打造一个统一的形象,增强区域旅游的凝聚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文化认同感的引领下进行人才培训,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长效支持。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人才资源聚集的重要基地,其人才培养能力、人才资源的规模和素质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三地的人才资源,特别是河北的人才资源存在着流失情况。京津冀文化部门已经提出要实施三地文化人才联合培养工程,创新文化人才培育机制,通过支持课题研究、学术研讨、国际交流、著述创造和舞台表演等方式,发掘一批懂文化、知经营、善管理、跨领域的文化高端人才。除此之外,为了给三地人才服务,实现三地人才区域发展,三地已基本确定,启动“京津冀区域人才交流系列洽谈活动”模式并联合打造一个京津冀区域人才交流的统一网络发布和共享平台。众多的举措,也为文化认同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摘自《文化认同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4.07)


激活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基因

 

通盘统筹:拓宽协同发展战略视角。

京津冀是中国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特色鲜明、文化发展最具活力的重要地区之一,文化发展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和前景。然而,三地由于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及城市功能角色定位等因素所致,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区域性产业关联度和互补性偏低。

从全局角度看,文化的渗透性极强,行为方式、思维习惯等文化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区域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商贸、交通、生态都是协同重点,而文化的协同发展无疑也是题中之义,不可缺位。将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纳入京津冀全盘大局中进行统筹规划,形成分工合理的互补式发展格局,是京津冀未来实现协同共赢的重要基础。

创新模式:提升产业关联度和互补性。

近年来,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各自的优势和特色,但在实际开发过程中,三地文化资源并未得到充分整合和系统利用,文化投资大量重复,造成了资源浪费和同质化竞争。此外,三地相关政府部门都以行政区域为范围、以构建完整的产业体系为目的,着力完善自身产业结构,而忽视外部借力和协作,导致京津冀区域内并未形成分工合作的产业空间结构。未来,要发掘理清三地各自的特色与优势,寻找互补性和关联性,自觉地进行有效整合。要以互联网思维促进信息共享,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促进文化旅游一体化,加强文化金融区域合作,联合进行创意人才的培育和孵化器的建设。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重点在产业政策互补、财税政策协同、要素市场共建等方面寻找突破口。

破除障碍:打通京津冀文化“血脉”。

目前,京津冀三地文化协同化效应较低,主要源自区域内文化资源未能充分整合、统筹,“条块分割”式行政管理模式弊端突出,缺乏高效的协调工作机制,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创意、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倒流”,未形成统一的区域文化要素市场等原因。

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在于突破旧有机制障碍,实现三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协同发展。要打破传统旧有行政规范阻力,让区域内更多的文化企业、项目和园区流动起来,贯通产业链。要建设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要素市场,特别是破除阻碍产业协同发展的各类现有规范,施行京津冀共享相同税收优惠的统筹政策,进一步探索京津冀税源分享机制,成立三地共同投资的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三地共建互惠项目。

政府应明确责任,减少对市场主体的过度干预,回归到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的位置上去,利用市场手段促进资源要素流动,以产业集群为基础进行京津冀文化产业空间再造,为文化产业合作提供充足的市场空间。政府还应破除阻碍产业协同发展的旧有机制阻碍,完善统一的文化要素市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打通京津冀文化“血脉”,加快区域内外文化信息流、客流、商品流、资金流的运转,从源头上激活京津冀文化协同活力。(摘自《激活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基因》光明日报2015.09.17)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特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教育协同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与珠三角、长三角相比较而言的,也是教育协同发展与经济协同发展相比较而言的。
   一是政策效应与市场效应并存。

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带和城市群的发育发展,起初主要是由于市场的资源配置、产业链的延伸、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等驱动的,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政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年,其后几经变化。这次国家将出台专门的政策、规划加以指导,政策效应的影响将非常大,京津冀协同发展除了三地之外,其实还有中央对于三地的定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因此,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既要发挥好政府调控、政策引导的作用,又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教育规律,宁可稳一些,也要实一些、好一些。

二是虹吸效应与溢出效应并存。长期以来,北京对于津冀、京津对于河北,在人力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很强的虹吸效应。此次,北京市提出“更加注重功能的疏解和辐射,更加注重为兄弟省市服务”;河北的主题词是“服务”和“崛起”;天津的主题词是“承接”和“服务”。长远来看,北京的功能、产业和人口疏解将成定势,将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一方面,为了更加顺利地实现功能、产业、人口、机构的疏解,必须消除相应的政策壁垒,在就业、就学、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随着政策壁垒的拆除,在一定时期内虹吸效应特别是人才的虹吸效应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大。

三是产业同构性与教育互补性并存。三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北京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河北处于工业化中期。在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三地的互补性却比较强。北京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高地”、“首善之区”,毛入学率已经进入普及阶段,随着高校产学研结合的拓展、北京部分产业的疏解,高校的孵化器、科技园、研究院等需要寻找新的物理空间;天津的普通高校数量不多,但承接对接转移的教育基础、资源基础条件比较好;河北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多、毛入学率低,由此,适宜承接北京的大学城建设,天津则应以承接北京高校的科研功能、产学研机构转移为主。(摘自《教育,“协同发展”京津冀—来自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教育智库论坛的思考》国研网2014.07.04)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在河北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河北省在高等教育方面,积极拓宽与京津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渠道,采取多种举措促进对本省高校教育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创立借助建立紧密型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借力京津高水平大学创新资源带动的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河北师范大学生物适应环境的细胞信号调节机制协同创新中心、数字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的创建就是其中的代表。
据统计,河北省至今已经认定组建了光伏技术、国学传承与发展等18个协同创新中心,吸纳京津三地高校18所、科研院所26个。“这些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在提升我省高校学科、科研、人才三位一体创新能力同步提升方面,已初见成效。

谋求高校“省部共建”是河北省的又一手段。自2014年至今,已有河北工业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六所高校签订了“省部共建”协议。其中,河北省政府与天津市政府、教育部签约共建河北工业大学,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签约共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与工信部、教育部签约决定共建燕山大学,与教育部共建河北师范大学,与国家林业局签约共建河北农业大学,与国家铁路局、教育部共建石家庄铁道大学。

与此同时,河北部分高校与北京、天津高校的合作办学迈出新步伐。目前,唐山学院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衡水学院与天津师范大学已分别签订合作办学备忘录。秦皇岛市政府与北京化工大学已签署战略协议书,北京化工大学秦皇岛校区将落户北戴河新区并预计于2017年开始招生。北京科技大学正在与河北省协商签订框架协议,拟在河北建立钢铁学院和商学院。前不久,河北工业大学与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在京举行了三校合作签约暨“京津冀协同创新联盟”揭牌仪式,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北京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河北医科大学四校联合成立了京津冀心血管精准医学联盟。(摘自《河北教育发展突破“冀”绊--探寻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河北实践》中国教育报2015.11.12)

 

不同类型的教育,不一样的协同发展路径


在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方面,一些高校已经开始行动。

清华大学与河北省政府共建“清华大学重大科技项目(固安)中试孵化基地”,还成立了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依托中试孵化基地,清华大学相关院系可以将应用研究放到基地,促进应用学科和工程技术队伍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依托基地开展应用成果的中试孵化工作,形成原始创新在院系、中试孵化在基地、技术转化在地方和产业界的技术创新链条。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则认为,高等教育层面,可通过迁出在京部分普通高校本科教育,促进三地高等教育协同发展。

三地在基础教育方面的合作也呈燎原之势。

广渠门中学校长吴甡今年2月与康保县签订了《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对口帮扶河北省康保县基础教育项目合作协议》,创办“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分校”。根据协议,北京广渠门中学将以“一校帮一县”的帮扶模式,利用三年时间,选派专家、名师,在干部队伍培训、教师队伍培训、学生培养等方面对康保县进行帮扶。此外,北京八中固安分校已于去年8月31日举行开学典礼,北大青鸟文教集团与廊坊益田集团也于近日合作创办了北大附属廊坊益田实验学校。

职业教育方面,应该优化布局。

实现人才培养和用人单位的地域性分离。他还特别提到张家口一所职业学校,长期与首都机场等单位密切合作,取得了很好的人才培养效果。(摘自《京津冀协同发展 三地教育此“疏”彼“长”》人民网2015.7.17)

 

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动力


中央和地区政府动力:对京津冀教育协作给予新关注。

京津冀三地的教育规划纲要对区域教育合作提出了新目标,均把加强区域教育合作作为提升各地教育对外开放与合作水平的重要抓手,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品牌。

学校内部发展动力:寻求突破教育发展瓶颈的新机遇。

首先,首都高等教育正在努力寻求异地办学空间,必然抓住机遇,拓展异地办学空间。其次,各地职业教育发展有助于促成区域职教互补共赢的局面。各地职业教育也面临不同问题,京津职业教育传统生源逐年减少,与首都经济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大;河北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不足,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受到影响。由此可见,两市一省在生源和办学条件上具有较大的互补空间,成为三地合作的动力。

社会发展动力:建立人口截流与利益补偿新办法。

环京津贫困带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中约有22%来自河北省,大部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且这些人口中有75%会带随迁子女进京读书。首都作为特大型人口城市,必须严控人口数量,采取措施在环京津地区形成人口截流能力。与此同时,环京津贫困带作为京津地区发展的生态环境支撑区,需要有相应的补偿机制对其回报。由此,京津冀地区有动力建立“环京津贫困带”跨区域教育补偿机制,通过开展职业教育扶贫,提高当地人口的职业素质;通过推动基础教育跨区域组团发展,确保该地区劳动力子女留在当地接受高质量教育。(摘自《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探索》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5年第22期)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挑战

 

整合治理:京津冀区域教育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在当前以省市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的公共教育体制下,如何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间“各自为政”的教育运作方式,实现区域内教育事业的有效治理,成为京津冀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战略”问题,也为各级政府和教育工作部门至少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挑战。
    如何构建科学的现代化区域教育治理体系,建立新型区域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需要从根本上明确中央政府以及三个地方政府的宏观治理者角色及其相互关系,提高政府之间的协同治理能力。此外,政府、学校与社会之间也应当构建起有机协调的发展模式。其中,政府简政放权,减少过多行政干预将成为关键。学校也应当积极发挥办学自主权,与灵活多样的社会资源一同全面深入地参与到区域教育改革与发展当中。
   如何实现三地教育体系的整体性重构,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充足优质的人力资源。目前北京与天津的高等教育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导致过度教育和文凭贬值的问题。然而,对于作为全国第六大人口大省的河北省来说,却还有相当潜力的人口红利有待发掘。京津冀地区的学校有必要大力加强产学研一体化,注重与不同产业的上下游联动结构相适应,使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尽可能地在产业链上充分发挥对经济与社会的促进作用。此外,高质量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有必要采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实践取向的培养模式。这也就决定了京津冀地区的职业教育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将会比其他教育领域更加密切,面临的挑战也更加艰巨。
   如何才能在保障产业功能疏解与人口迁转的基础上,促进京津冀区域教育均衡化发展。政府尤其需要解决为迁转人口配置优质教育资源的问题,满足其子女就近上好学的需求。(摘自《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挑战与应对》中国教育报2015.01.09)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应对

 

协同与创新:京津冀区域教育发展机制与路径。

实现京津冀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需要三地教育活动的各方参与者积极参与,以协同为机制,以创新为路径。
   一是构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治理机制。梳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中各方的特点、优势、需求及可能存在的功能重叠和冲突之处,厘清中央和区域各层面、各类部门在京津冀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中的责任结构与协同合作方式,协同构建一个权属明确、责任清晰、合作高效并且集合了政府、学校、社会机构和公民共同参与的京津冀区域教育治理机制,并以此为着眼点和关键展开区域教育发展的协同合作。
   二是伴随区域功能调整和产业迁移的基础教育配套建设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创生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功能调整和产业迁移必然带来一定规模的人口跨区域迁移,社会公共服务的布局应当随之进行相应调整。当前有必要就适应这种一体化发展的办学模式、办学体制进行具有创新性的战略思考。
   三是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方向与路径问题。高校是知识创新重镇,有必要促进其与各相关行业组织的协同,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
   四是京津冀职业教育布局调整与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问题。有必要结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和用工需求对职业教育的整体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并以此为契机盘活廊坊东方大学城等历史遗留的不良教育资产。同时,有必要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办学经验,探索京津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构建突破办学地域、有利于产业互补的模块教学方式及教学实习贯通的培养方式,提升职业人才培养质量。
   五是构建京津冀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的学分认可转换制度。开发有利于学生、教师、研究人员在京津冀区域内流动的跨校选修与学分认可转换制度,服务京津冀教育发展与从业人员的终身学习需要。(摘自《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挑战与应对》中国教育报2015.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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