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从全国生产力整体布局出发,明确三省市产业发展定位,理顺产业发展链条,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优势产业集聚区。重点是明确产业定位和方向,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转移对接,加强三省市产业发展规划衔接,制定京津冀产业指导目录,加快津冀承接平台建设,加强京津冀产业协作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5年7月3日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年)》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思路和目标、主要任务都做出了明确的安排和部署。

 

京津冀产业转移聚焦7大领域 已有4500亿项目落地

 

11月20日,工信部及京津冀三地政府在石家庄举办了“2015京津冀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三地在先进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搭建对接平台,现场三地签订了总计2900多亿元的项目协议。目前,三地产业对接总投资达4500多亿。目前,大量园区伴随着京津冀协同的推进蓬勃兴起,京津冀产业空间新格局正在形成。

七大领域产业对接。先进装备制造暨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京津冀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新材料、轻纺食品、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数据应用暨空间信息产业七大领域组织了专门的产业对接会,这七大领域一直是三地产业转移对接的聚焦点。

数据显示,1-9月,河北省从京津引进项目就多达3330个,资金2397.5亿元。天津从北京引进工业项目130个,协议190亿,从河北引进工业项目349个,协议投资金额307亿。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表示,河北等地以钢铁、能源、化工、建材为支柱,是高耗能、高耗水、高排放的产业,部分落后产能的淘汰不可避免,同时产业结构中二产比重过高,借着京津冀产业转移的机遇,这些地区应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同时提升服务业的比重。(摘自新华社网站2015.11.20)

 

京津冀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转出和承接

 

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的现状。

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作为京津冀一体化三个重点区域之一,推动产业升级转移的目的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走出一条集约高效的路子,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在京津冀布局的新蓝图中,明确了三省市产业发展定位,理顺了产业发展链条,针对转到哪、怎么转、转哪些制定了指导目录,着力打造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优势产业集聚区。目前,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京津冀产业转移已经进入全面落实阶段,未来京津冀将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区域。

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呈现的特点。

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并不是简单的转出和承接,而是为了平衡区域发展,使京津冀三省市在功能定位上相互协作,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吸收和融合过程。

与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不同,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的方向和目标很明确。从产业转移的驱动力上看,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更加凸显创新驱动和高端要素驱动,产业转移更加依赖市场的力量,企业自主对接,政府则从主导转变为引导。

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应该注意的问题。

产业转移和招商引资是全球性的问题,有共性也有个性,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首先要注意的是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兼顾,这也是京津冀一体化中反复提及的两个重点领域,天津、河北承接来自北京的产业转移,决不能“贪快”、“贪全”,更应在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的基础上理性承接。

产业转移是一把双刃剑,盲目承接很可能适得其反,客观地说,天津、河北在产业平台体系和公共服务配套上与北京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也对天津、河北的产业承接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另外,承接产业转移单纯把“菜”装进“篮子”里还不够,《中国制造2025》战略方针里明确提出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加快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还必须加快关键技术和核心环节的重大突破,提高研发成果转化能力和配套加工能力。

对于天津和河北来说,承接来自北京的产业转移无疑是一次极其难得的机遇,但也应严控企业入驻门槛,充分考虑环境和生态效益,进行有规划、有质量、差异化地承接,把承接产业转移与发挥自身地域优势、产业优势结合起来,去除“重投资、轻技术”和“重招商、轻嫁接”的承接倾向,实现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新引进产业和固有产业有效互补,形成一批大中小企业相互配套、关联度大、带动性强、辐射面广、集约高的优势产业集群,避免承接的产业过度集中于中低端产业和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环节以及由产业的同质化造成的区域恶性竞争。

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应该遵循的原则。

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的动力源于政策驱动和经济规律,但需注意,正如李克强总理之前所指出的,“产业转移发展,主要靠地方本身的市场吸引力,不能靠政府拍板,哪个产业转移到哪个地方去,主要靠那个地方本身的市场吸引力,但从根本上讲,产业转移靠的是企业自主选择发展。”因此,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产业转移必须始终坚持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做“甩手掌柜”,在承接产业转移中,政府必须做好环境建设、制度创新与服务跟进,做好三省市产业规划衔接,如此,既充分发挥政府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又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

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不仅是企业、产业空间的转移,也关系着技术水平、产业发展层次的提升,因此承接产业转移还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原则,提升产业的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改变天津、河北原有的重工业比重过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产业格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摘自《对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杨建国的访问》中国企业报 2015.08.31)

 

关于《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规划》的再思考

 

要从严治理和保护环境,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国内一些地方已经不再考核单纯的GDP指标,特别是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些地市。但在京津冀地区,受发展阶段、观念、经济发展模式等影响,唯GDP情节还非常重。未来要从严治理和保护环境,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应积极转型发展,向节能环保转变,要放开政府的手,让市场调节产能;区内要加大对低效燃煤锅炉等改造,应将“单位能耗、水耗指标减少”等变为“总能耗、水耗指标减少”,应加大江河湖海水资源综合治理,应建立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在京津冀范围内合理引导人口分布。

要建立增量利益分配机制,调动发达地区带动后发地区的积极性。

目前北京的工业经济规模有限,增加值只有3500亿元左右,远不及天津与河北,而在这些工业经济中,还包括大量的自来水、电力供给等城市必需型产业,因此即便北京的工业都转给天津或河北,其作用也非常有限。但必需看到,北京有很多科技型的产业,其发展潜力巨大,带动能力强,未来在不改变存量的前提下,对于这部分高新产业的增量部分可以进行调整,增加北京对天津、河北的辐射能力。增量调配目前有很多途径,一是政府主导下的飞地经济模式,该模式下财税和产值进行两地分成,有很多的成功案例,可以予以考虑,由于北京缺建设用地,目前北京与河北正在谋划在曹妃甸划出一片区域发展新兴产业,由于涉及北京利益,所以其发展积极性也较高。二是以产业园区的形式与地方共建共管,发展飞地经济,北京的中关村园区是国内的金字招牌,正在多地建立分园,未来可引导其在河北、天津等地布局。

加大区域新兴产业试点示范,建立区域创新体系和产业协作体系,加快新兴产业培育。

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新兴产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目前正处在大规模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前夕,但在基础设施配套和需求端支持方面,国内做的不好,如果能选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大区域进行试点,既培育了区域内的产业,形成先发优势,又加强了三方协作,可谓一举两得。在政府引导方面,对于某一新兴行业,可协作制定技术路线图,制定政府支持的具体环节,引导社会力量突破的关键领域,避免恶性竞争。(摘自《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问题与建议》中国软科学2015.07)

  

从京津冀视角看京津冀文化产业融合

 

京津冀文化产业融合是三地文化产业合作发展的基础条件。从地域上看,京津冀三地处于华北地区,地域相连,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形成了相互融合的文化资源。三地的历史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古迹等都拥有厚重的历史基础,这是文化产业融合的一个重要条件。从文化产业的资源看,三地文化产业的密切相联,产业门类的互补性极强。北京历史悠久,文化基础雄厚,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强势,而天津、河北与北京相比从历史地位、文化产业等方面有巨大的落差,这又形成三地在文化产业领域互补性,也为三地文化产业融合协作提供了有利前提。

有利于培育该地区新的增长点。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新型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消费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文化产业融合是三地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不断提升文化产业的比重,优化和调整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推动其他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突破三地文化体制的障碍。三地文化产业的融合有望打破现有的产业体制,为与其他产业的合作起到辅助带动作用,促进京津冀地协同发展中的产业发展。三地间的文化资源可以有效的流动和相互补充,形成产业融合的良好局面。三地应以打破体制障碍作为突破口,以京为牵引力,以津为契机,加快推进冀的文化体制的发展。(摘自长城网 2015.05.08)  

 

《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实施

  

经国务院批准,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实现京津冀地区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6月3日联合发布通知(财预[2015]92号),制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其中“分享方案”如下:

(一)分享税种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营业税三税地方分成部分(以下简称“三税”)。

(二)企业范围。由迁出地区政府主导、符合迁入地区产业布局条件、且迁出前三年内年均缴纳“三税”大于或等于2000万元的企业,纳入分享范围。具体企业名单,由迁入地区、迁出地区省级政府分别统计、共同确认。属于市场行为的自由迁移企业,不纳入分享范围。

(三)分享方式。以迁出地区分享“三税”达到企业迁移前三年缴纳的“三税”总和为上限,达到分享上限后,迁出地区不再分享。具体办法是:

1.迁出企业完成工商和税务登记变更并达产后三年内缴纳的“三税”,由迁入地区和迁出地区按50%:50%比例分享。

2.若三年仍未达到分享上限,分享期限再延长两年,此后迁出地区不再分享,由中央财政一次性给予迁出地区适当补助。(摘自财政部网站2015.06.03)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从三次产业的结构状况看,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整体差异较大,地区之间的产业梯度差异明显。

北京市以服务业为主导率先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市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且也在向后工业化方向发展。河北省的整体发展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明显落后于京津地区。因此,京津冀各地区之间应该加强协作,推进整个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由于北京市和天津市在经济、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协同发展中应该起到引领和帮助的作用,而河北省的各个城市应该依托自身现有的条件、优势及与京津两市之间的联系积极顺应和参与京津地区的产业转移。

从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来看,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化较为严重。

这说明由于行政条块分割和地方的利益驱动,京津冀的不同城市存在着低水平竞争和重复建设的情况。因此,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要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要加快制定符合经济规律和现实情况的整体产业规划,明确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和布局, 推进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的有序转移,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以产业的协同发展来带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从分行业的区位商情况看,京津冀地区的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特色

各城市应该根据自身的要素条件和行业优势正确选择主导产业,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摘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企业经济2015.08.28)

 

产业协同创新的任务与策略

 

一是编制京津冀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根据区域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特色以及环境承载能力、能源结构、土地资源储备等,从总体上编制三地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二是编制产业协同创新路线图及重点行动计划。

在产业总体发展规划基础上,编制产业协同创新路线图及行动计划。由政府牵头,三地工信部门、科技管理部门、产业园区组织部门,连同相关行业专家、软科学研究机构要不断接洽,不断深入调研商讨,根据三地创新要素分布情况、重要创新节点对外辐射情况、不同产业及区域创新需求情况、区域间产业间创新协同情况,确定产业协同创新的前期行动方案和后续推进计划。

三是搭建跨区域产业协同创新平台。

借鉴中关村协同创新平台模式,由三地政府组织,汇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服务中介等搭建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平台。

四是设立产业创新引导基金。

三地共同出资,联合设立产业创新引导基金,并成立创新基金管理委员会。创新基金主要用于支持符合三地产业规划、具有较高创新水平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技术项目,或是在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领域所面临的重大共性、关键性技术方面具有重大突破的原始创新项目,或是有望形成新兴产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五是构建完善创新生态环境。

推进三地协同创新,需要形成完善而和谐的创新生态环境;政策协调是三地协同创新的保障机制;构建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政府政策本身要不断创新。(摘自《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路径与策略》中国流通经济2015年第9期)

 

日本东京圈产业协同发展的成功经验

 

合作共赢偏好是日本东京经济圈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日本首都圈内各个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存在着差异,各自拥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因此,具有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的前提条件。

东京是日本首都圈的龙头城市,同时是日本的政治、商业以及工业等的中心,2013年全年东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4万亿日元。目前为止,东京初步形成了由内到外、层次分明、极具合理性的产业布局,东京在都市圈内很好的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例如,东京疏解了部分科研机构到多摩地区,东京将产业链中产品的研发阶段以及生产阶段疏解到了川崎市地区,将部分行政职能疏解到了崎玉地区。

日本对于首都圈的功能转移和协同发展高度重视。日本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对东京都市圈进行宏观的统筹规划,形成了顶层设计,在都市圈内部形成了跨区域的利益协调体制机制,对东京都市圈的经济协同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日本政府也审时度势,适当的放权到区域内的各个利益主体,努力改革行政体制的建设,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使得区域内各个地方政府之间根据自身的功能定位、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进行互访、沟通、多边合作,进行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日本政府积极完善市场协调机制的建设,充分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作用,充分发挥其价格调节机制的作用,特别是都市圈内的东京作为核心城市,大城市病凸显,亟需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城市内的部分功能有序转移到周边地区,既促进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又缓解卞核心城市的规模过度扩张问题。提高了整个区域的综合实力。(摘自《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15.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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