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按照“统一规划、严格标准、联合管理、改革创新、协同互助”的原则,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扩大区域生态空间。重点是联防联控环境污染,建立一体化的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实施清洁水行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谋划建设一批环首都国家公园和森林公园,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环保部发布上半年各省区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数据公报 

 

根据有关规定,环保部组织对今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情况进行了核查核算。今年上半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1138.3万吨,同比下降2.90%;氨氮排放总量118.6万吨,同比下降3.18%;二氧化硫排放总量989.1万吨,同比下降4.63%;氮氧化物排放总量1002.8万吨,同比下降8.80%,四项污染物均有较大幅度下降。

京津成为大气主要污染物削减最为明显的地区。

在今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榜单上,备受关注的京津成为大气主要污染物削减最为明显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7.45%和9.24%,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10.73%和15.72%。水环境方面,北京、上海、山西、吉林、湖北、广东等省份减排效果明显,北京氨氮排放量同比下降10.87%,上海化学需氧量减排7.11%。

从排放总量看,水环境方面,山东、河北、河南氮氧化物排放量最多,分别为76.86万吨、73.17万吨和66.76万吨。

京津冀及华北地区是目前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区域,而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大气污染物排放最多的省份均位于华北及其周边。

虽然目前污染排放量依然巨大,但并不需过度悲观。因为污染排放量大的省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只要加大产业转型升级的力度,预计‘十三五’时期,就很可能迎来污染排放的重要转折期。(摘自人民日报2015.09.07)

 

还要十多年,京津冀PM2.5浓度才可能达标

 

现阶段京津冀地区PM2.5平均浓度约为80多微克/立方米,长三角地区PM2.5平均浓度约60多微克/立方米,珠三角地区PM2.5平均浓度则为40多微克/立方米。
按照“十三五”规划中空气治理目标,在“十三五”期间,珠三角PM2.5全面达标,达到现行国家标准35微克/立方米;长三角PM2.5降到珠三角现在的水平,即40多微克/立方米;京津冀PM2.5降到长三角现在的60多微克/立方米。

再过5年,也就是“十四五”期间,长三角PM2.5应该能全面达标;京津冀PM2.5降到40多微克/立方米,也就是珠三角现在的浓度水平。

京津冀应该需要10-15年的时间,PM2.5才能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由联合国环境署制定的的北京空气污染治理历程(1998—2013)评估报告指出,燃煤和机动车污染治理措施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北京市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已经能稳定达标,二氧化氮和PM10的年均浓度接近达标,PM10和PM2.5则离国家标准限值和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还有一段距离。 为何空气质量改善了,人们直接的感官感受却没有明显变化?以PM2.5为例,PM2.5浓度和大气能见度的关系曲线之间存在一个拐点,这个拐点通常来讲在30-50微克/立方米,而现在北京PM2.5年均浓度还维持在80微克/立方米。只有当PM2.5浓度降到拐点以下时,大气能见度才会明显改善,人们才能直接感受到明显的变化。(摘自南方都市报 2015.11.09)

 

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难在哪儿?

 

半封闭的地貌特征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

整个地区被北部和西部的燕山和太行山半包围,近年沙尘影响有所减弱,但仍未完全解决。另外,雾霾问题当前较为突出,主要为交通排放的大量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和周边工业生产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硫经化学转化生成的颗粒物。外来漂浮污染物进入本地区后,受山体阻隔影响无法扩散,与本地区污染物进行二次反应,加剧了空气污染。渤海海域和海河流域污染严重,更加剧了水环境的恶化程度。

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虽然京津的经济发展已经分别进入后工业化和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河北省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阶段,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特征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较为突出,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另外,京津冀地区在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对接、环保技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尚未完善,产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

结构性失调给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压力。

京津冀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人口、产业主要集中于特大城市,没有合理疏解,三地产业结构没有实现协调发展,人口结构失调,且只有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中间层的城市数量过少,无法承接来自顶层的辐射,带动底层发展的能力也较弱。(摘自中国环境报 2015.09.15)

 

京津冀地区生态指数变化趋势说明什么问题?

 

2001—2010 年京津冀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 (注:承载力指数=压力指数/支撑力指数,大于1 为生态超载,等于1 为生态适宜,小于1 为生态健康。)

从2001—2010 年,京津冀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具体情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2004 年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在此期间,京津冀地区生态承载力逐年改善,2001 年和2002 年处于生态超载状况,到2003 年和2004 年,实现从承载力超载到承载力健康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治理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使得生态系统得到回复,支撑能力不断增强,以致在社会经济活动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实现生态承载力的改善。第二阶段,从2005—2007 年呈不稳定态势,除期间的2006 年生态承载力指数小于1 呈生态健康状态外,2005 年和2007 年生态承载力指数均大于1,说明这两年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压力超过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且与此前生态承载力状况不断改善的趋势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反复。主要原因在于此期间京津冀地区生态压力呈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而生态支撑能力的发展趋势却较为平缓,从而使总体生态承载力又出现超载情况。第三阶段,从2008—2010 年呈总体下降__趋势,且三年的生态承载力指数均小于1,说明2008年以来,京津冀地区生态承载力已经明显进入生态健康的良好发展状态。随着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加快,在生态环境一体化方面的诸多措施( 如坝上生态农业工程、首都周边绿化工程等) 效果逐渐显现,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城市提出建设“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的口号(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项目),加快了地区整体生态建设的步伐,使京津冀地区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摘自《京津冀地区生态承载力可持续发展研究》理论学刊2014年第1期)

 

京津冀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体制机制如何入手?

 

京津冀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体制机制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比如,开征汽车尾气碳排放和高碳能源产品消费税;建立区域生态建设基金;向生态涵养区提供优惠贷款。二是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比如,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完善生态产品资格认证制度,实现由消费者付费的生态服务机制;推动生态产品产业化、环保产业专业化。三是加强政府的生态规划、服务与监管。比如,制定区域生态建设统一规划并赋予其法律权威性;建立区域统一的技术平台和检测平台;实行政府生态问责制。四是完善立法与严格执法。比如,尽快完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及配套政策;严格实施生态环保法律的立法、司法、执法和监督程序,扭转“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局面。(摘自《探寻京津冀生态一体化新路径》经济日报2015.10.15)

 

区域协作机制势在必行

 

目前京津冀已经建立起“区域环保协作机制”, 三地签署了3个重要的“跨界环保”协议,一是北京市与天津市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二是天津市与河北省签署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三是三省市环保部门联合签署了《水污染突发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合作协议》。同时,三省市将建立京津冀空气质量协调管理中心,并将联合实施跨区域环境联合执法工作制度,实现环境执法联动三地政府间签署了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框架协议,三地环保部门也联合出台了跨区域环境联合执法的工作制度,并签署《水污染突发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合作协议》。此外,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等六省市环保部门,还成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机动车排放控制工作协作小组,建立区域机动车排放监管协调机制。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方面,协同工作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需深化拓展,国家有关部门对此宜统一开展区域煤炭管理,加强区域清洁能源供应保障,统一区域新车和油品标准,组织开展环渤海区域船舶污染联防联控。水环境保护方面,受制于水资源短缺和入境水质差。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宜统筹考虑并合理调配海河流域水资源,全面推行节约用水,增加河流生态水量。此外,京津冀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具有很多共性问题,加强环保科研合作,加快优势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势在必行。(摘自新华网 2015.09.19)

 

京津冀联防联治破解大气污染难题

 

在深化污染源解析研究基础上科学编制京津冀区域性生态环境规划。

一是统筹协调京津冀三地规划,进一步深化和明确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和水资源保护、水环境保护、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的合作机制,建立三省市生态建设共有基金,按照生态效率最大化的原则统一进行配置。二是在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PM2.5源解析结果基础上,全面、持续开展大气污染源解析及传输转化研究,摸清地区差异,指导编制更合理、更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划。

全方位提升能源输配能力。

加大对京津冀晋鲁等地天然气的供应水平,同时加快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功能配置、空间布局调整的有效衔接,解决清洁能源设施分布不均,局部地区供应能力薄弱等问题。制定智能电网国家标准,加强智能电网建设,提高电网统一调度和管理水平,更好地消纳间歇性电源,确保清洁能源发电优先输送。

提升京津冀地区油品质量推进机动车减排。

加快大型车辆的标准和油品升级,加快老旧车、黄标车淘汰,杜绝假冒达标车辆的销售使用。继续推广和普及新能源汽车,新建商品房的停车位要配备充电电源,在公共场所建设充电桩,设置专用停车位,对老社区也要制定建设充电设施的改造计划。公交、环卫、政府用车要率先实现电动化。

加大政府投入和支持力度。

一是进一步理顺投入机制,实现投入资金与项目的配套发展。二是加大税收补贴力度,推动淘汰落后产能。针对两高行业实施更为严厉的贷款标准,加大对企业主动减排治污行为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利用金融杠杆保护环境。三是调整政府的采购目录,完善强制采购与优先采购制度,提高政府采购的“绿色化”比重。四是推动京津冀地区区域排污权交易试点,重点针对钢铁、电力、石化等行业,逐步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恢复成本的价格机制。

进一步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

积极培育节能市场主体,重点促进节能服务公司发展,加大对节能服务公司的资金与政策支持,特别应加大对民营节能环保服务公司的扶持力度,在市场准入、财税、金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节能环保服务业。此外,需进一步通过资本市场、银行信贷等方式引导资本进入,促进节能服务公司的融资贷款渠道多元化。(摘自民建中央2015年3月2日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提交的《关于京津冀联防联治破解大气污染难题》的党派提案)

 

制约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主要体制机制性障碍

 

京津冀地区长期以来遵循“保障首都,服务首都”的固化原则,沿用传统的计划式战略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越来越成为制约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性障碍。

事实上资源配置不平衡的体制机制,既严重损害了河北省作为资源输出地的积极性,更限制了河北省的健康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资源和生态受益方的京津也没有足额支付必要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

未考虑功能定位的政绩考核制度导致京津冀各方无序竞争,时常出现的行政乱作为或不作为严重制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顺利发展。

及时更新发展理念,根据实际情况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指标在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大力推动绿色GDP 为核心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属地主义的治理制度无法充分调动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难以构建起充满活力的生态环境多元治理体系,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治理效果。

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属于典型的属地治理模式,难以调动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公民在内的各市场主体没有积极有效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去,其作用发挥相当有限。

长期以来“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导致京津 冀区域协同发展缺乏利益纽带,阻碍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制约了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良性发展。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

北京、天津为中央直辖市,经济发达,财力雄厚,而河北省经济实力较弱,财力不足。从税收状况来看, 2012 年京津冀三地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别为16022元、12456元、2860元,其中北京、天津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别是河北的5.6倍、4.4 倍; 从发展水平来看,截止到2013年,北京市人均生产总值是9.32 万元,天津市9.76 万元,而河北只有3.86 万元; 以城镇化率而言,北京为86.3%,天津是82%,河北只有48%。京津周边则是由32 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272.6万贫困人口组成的环京津贫困带。从根本上说,“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是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摘自《制度创新视角下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河北学刊2015年9期)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

 

为了保证京津冀地区的公平发展,应建立区际生态补偿制度以弥补冀上游地区为保障京津发展而遭受的损失。构建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需在遵循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原则及受益者负担原则的基础上,正确界定补偿主体、受偿主体,采用公共财政支付、设立区际生态补偿金、建立政府引导下市场交易机制、实施异地开发、开展技术援助等多种补偿形式,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施异地开发方面。建立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地为受偿主体提供资金支持,而是采取一切符合客观实际的措施来保证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可以借鉴浙江金华市的做法,实施异地开发,以补偿冀北地区为生态保护和建设而付出的发展机会成本。即可以寻找适当地区并在区内划出一块土 地,安排冀北水源涵养区、风沙源治理区不能建设的污染项目,此类项目的收益由冀北地区享有,变赔偿型补偿为开发型补偿,变输血型补偿为造血型补偿,从而保证区际环境保护补偿的长效性。

完善法律法规方面。多年来,各界对于生态补偿问题关注颇多,相关法律法规也对此有所涉及。例如《森林法》规定:“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保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此外,《水法》、《防沙治沙法》、《煤炭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也有类似规定。但是,完备系统的环境保护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尚未建立。(摘自《论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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