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扫描

现代企业研究 2015年第1期

鉴于地方国有企业在全国国有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其改革效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此轮国资国企改革整体效果。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地方均积极研究制定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地方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有资产的重要承载者,截至2013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07857户,占全国国有企业总数的67.8%;年末从业人员2084.4万人,占全国的53.2%;资产总额69.6万亿元,占全国的58.9%;所有者权益22.9万亿元,占全国的58.1%;全年实现收入20.1万亿元,占全国的42%;实现净利润8211.3亿元,占全国的40.9%。

鉴于地方国有企业在全国国有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其改革效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此轮国资国企改革整体效果。因此,很有必要对地方国资国企改革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分析,总体把握其改革设想和规划。2013年12月9日,上海率先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截至2014年9月,全国共有21个省(区、市)正式出台了55个国资国企改革文件,17个省(区、市)制订了28个文件征求意见稿。涉及

混合所有制、国资结构调整、产权制度、分类监管等多方面内容。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呈如下特点:

第一,设定明确的任务完成期限。大部分地方政府将国资国企总体改革任务完成时间设定为2020年,如,北京提出到2020年,在国资国企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江苏提出到2020年,构建完成具有江苏特色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山东提出到2020年,形成更加符合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规则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此外,不少地方还设定了单项改革任务完成时间,如上海提出经过3-5年的推进,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湖北提出到2015年,全省各级政府出资企业基本完成公司制股份制改造任务;广东提出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贵州提出到2016年,全面完成监管企业集团层面及子公司产权制度改革。

第二,坚持分类推进改革。地方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提出要坚持在分类的基础上推进改革。从现有的方案看,各地主要从功能的角度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大部分地方将国有企业分为三大类,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青海等地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公共服务、功能、竞争三大类;湖南则分为公益、功能、竞争三大类;重庆分为公共服务、功能要素、竞争三大类。此外,也有的地方划分为两类,如四川将省属国有企业分为功能性和竞争性两大类。

第三,改革涉及的内容全面。各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确定的重点内容基本上都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资国企改革重点展开,包括: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管理体制、以管资本加强国有企业监管、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善公司治理、市场化选人用人、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内容。

第四,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不少地方将着力解决当地改革发展的重难点问题、充分发挥地方优势等作为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切入点。例如,北京提出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重要内容,提出在产业合作、重点项目等方面加快推进改革;上海提出探

索建立符合上海特点,特许经营、定价机制与政府财政投入相配套的公共服务管理体系。江苏提出发挥开放型经济优势,支持国有企业主动对接上海自贸区;湖南提出围绕“四化两型”总战略,着眼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明确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方向和路径;云南提出着力发挥云南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中国西南门户国际枢纽机场和航线网络优势,大力发展航空业和临空产业,积极发展具有云南特色的旅游康体、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

第五,设定量化改革目标。大部分地方都设定了单项改革任务的量化完成标准,包括企业数量、企业规模、混合所有制经济比重、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例如,天津计划到2017年底,将市属企业集团公司调整到35家左右,600户低效企业退出市场。湖南提出培育10家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元、2-3家主营业务收入过千亿元的国有企业;青海提出到2020年,出资企业资产规模1000亿元以上3户。上海提出形成2-3家符合国际规则、有效运营的资本管理公司;江苏提出省、市、县各级可新建或改建1-2户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第六,重视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各地都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在国资国企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国有企业充分运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改革,甚至设定了具体的国有资本证券化率目标。例如,北京要求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竞争类国企上市步伐,2020年国有资本证券化率力争达到50%以上;天津提出2017年底,重点企业集团至少拥有1家上市公司,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率达到40%;江西提出支持创新型、成长型国企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经过5年努力,省属国有资本证券化率提高到60%;重庆提出适宜上市的企业和资产力争全部上市,80%以上的竞争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实现证券化;贵州提出推动有条件的企业改制上市,充分利用现有上市公司平台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以及股权结构,打造优强上市公司;青海提出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国有企业上市,使上市公司成为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形态。

第七,提高国有资本集中度。提高国有资本集中度是地方政府在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中的共同选择。例如,天津计划到2 0 1 7 年底,90%的国有资本聚集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布局聚集到40个行业左右;上海提出将国资委系统80%以上的国有资产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江苏提出企业国有资本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公共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投资等重要领域的聚集度达到80%以上;重庆提出竞争类国有企业80%以上国有资本集中在先进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川提出到2020年,80%国有资本集中在公共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陕西提出新增国有资本80%以上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外向型经济等领域。

第八,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各地改革方案都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地位,要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建立健全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企业党组织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例如,天津要求党组织提前介入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上海提出形成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体制机制,竞争类企业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与总经理分设,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党委书记分设;江西提出按照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的要求,充分发挥现代企业制度下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四川提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健全党委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体制机制;青海提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参与企业决策、选人用人、监督执行的作用。

第九,重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历史遗留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是决定此次国资国企改革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各地基本上都强调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具体的改革思路、设定具体时间表。例如,北京提出加快解决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非经营性资产处置、农租房腾退等问题,到2020年基本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山西提出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山东提出力争5年内基本解决省属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湖南提出着力解决中央在湘和中央下放地方政策性关闭破产企业供水、供电、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和离休人员属地管理等问题;广东提出争取于2017年底前实现企业离退休人员移交属地社会化管理全覆盖。

( 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 李磊)

从绿地集团成功借壳金丰投资谈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

现代国企研究2014年7期

摘 要:绿地集团借壳金丰投资上市,是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相融合的一次探索,为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运作指明了道路。本文通过对绿地集团成功借壳金丰投资上市这一案例的分析,对未来国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绿地集团;金丰投资;借壳上市;混合所有制;市场化运作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鼓励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上海国资改革中,日前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即上海国资改革20条)明确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国资混合所有制的大背景下,上海作为国资国企改革的排头兵,正加速推动国资国企改革更上一层楼。绿地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集团”)借壳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投资”)上市,正是上海市国资国企战略性市场化重组的重要一环。此次重组不仅能够推动条件成熟的国企上市,同时也使有代表性的国资国企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国有资本整体效率最优化。

一、绿地集团借壳金丰投资上市全过程

2013年6月28日,金丰投资接到控股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通知,将研究有关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股票自2013年7月1日开始停牌。

2014年1月21日,金丰投资与绿地控股重组框架方案得以确定。

2014年2月初,绿地集团向证监会递交上市所需材料。

2014年3月18日,金丰投资披露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股票在停牌9个月后复牌,股票连续七日涨停。

2014年6月27日,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重组方案,当日金丰投资上涨6.45%,股价为8.09元。

2014年8月20日,中国证监会表示受理金丰投资的重组方案并下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但重组事宜尚未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4年11月25日,金丰投资股价为9.79元,从2013年6月28日停牌时的5.19元,到2014年6月18日复牌后的最高价11.18元,股价仍然有89%的涨幅。

2014年12月11日,地方土地和建设部门以及国土部、住建部已完成对绿地集团重组相关事宜的审查,绿地正式登陆A股市场时间待定。

2015年4月23日,金丰投资公布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通过。这意味着绿地集团借壳金丰投资登陆A股市场获得实质性进展,公司整体上市即将完成。此时,具体上市时间仍未完全确定。

2015年6月18日,金丰投资完成重组置入绿地100%股权过户手续。

2015年8月14日,金丰投资公布将于8月18日正式登陆上交所,并将简称由“金丰投资”变更为“绿地控股”,股票代码则保持不变。

2015年8月18日,绿地集团正式登陆上交所。“绿地控股”以25.10元/股的开盘价亮相,收报21.94元/股。上市首日,其市值超过3000亿元,超越万科,成为中国房地产业老大。

二、交易方案介绍

金丰投资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上海地产集团持有的绿地集团100%股权中等额价值的股权进行置换,拟置出资产由上海地产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主体承接。

金丰投资向绿地集团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其持有的绿地集团股权,其中向上海地产集团购买的股权为其所持绿地集团股权在资产置换后的剩余部分。

以2013年12月31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定为219,196.80万元,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定为6,673,205.00万元。

绿地集团的两大国有股东——上海地产集团(含其子公司中星集团)和上海城投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资委,但两家公司合计持有的绿地集团持股比例未超过50%,未对上市公司形成控制关系;同时,上海地产集团(含中星集团)与上海城投集团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在企业治理结构中,上述两大国有股东与绿地集团其他股东均是相互独立的主体,任何股东均不存在控制未来上市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的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绿地集团的控制权情况如下所示: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5.64元/股,考虑到上市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情况(以2012年末总股本518,320,08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2元),以及2013年度利润分配情况(以2013年末总股本518,320,08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1元),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为5.54元/股。

上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三、绿地集团借壳上市动因

1、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解决下属上市公司间的同业竞争的问题。上海地产集团分别持有绿地集团、金丰投资、中华企业三家房地产企业34.78%、38.96%、36.36%的股权,同业竞争一直困扰着上海地产集团。且在2013年,上海地产承诺在未来二至三年内下属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采取改制、业务重组、资产转让。此次绿地集团借壳金丰投资上市,既有效地解决了同业竞争问题,也促进了上海国资资源的进一步优化。

2、搭建A+H股双融资平台。中国经济“新常态”继续深化,绿地集团自身发展呈现出总体业绩盘整、成长动力切换、新旧模式交替、转型阵痛凸显等阶段性的特征,绿地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转型升级,构建“大基建、大金融、大消费”的业务组合,其中大基建是建造地铁,亟需大量资金。虽然2013年绿地集团在H股注入了资产规模较小的酒店和商业板块。根据香港上市规则,企业上市后24个月内,收购资产的资产比、盈利、收益比率以及股本比率任意一项指标超过100%,会被按新股上市处理,故绿地集团在短期难以从H股中获得发展的资金。在绿地借壳金丰投资上市后,成功搭建了A+H股双融资平台,实现的境内外融资的双保险,为大基建、大金融、大消费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

3、借壳成本低、阻力小

金丰投资受各种原因的影响,包括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方向的总体安排等,暂无新的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近几年的发展不能让人满意。2011~2013年,金丰投资的营业收入及盈利能力都在逐步下滑。2011年其营业收入为9.1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2亿元;2012 年末,金丰投资全年营业收入为4.4 亿元,同比下滑52.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5 亿元。2013年营业收入为8.92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0.7亿,同比下滑33%,金丰投资作为上市公司已无发展的动力及潜力。

在重组前,绿地集团和金丰投资实际控制均为上海市国资委。在房地产企业IPO、增发等暂缓的大环境下,绿地集团想在内地上市的阻力、成本会非常大。在上海市国资委的协调下,实现上海国资有效配置,绿地集团借壳金丰投资会一路绿灯,大大降低上市的成本。

四、本次借壳的难点

1、职工持股会成为上市的障碍。1997年绿地集团股份制改革时,因当时需要成立了职工持股会。根据民政部办公厅2000年7月7日印发的《关于暂停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会进行社团法人登记的函》(民办函[2000]110号),因此职工持股会不具有法人资格。如果绿地集团将职工持股会的982名会员作为自然人股东单列,面临《公司法》第七十九条、《证券法》第十条中非上市公司股东数量不能超过200 个的限制。最终绿地集团设计出一种通过合伙人方式控制绿地集团的方式。首先,由于有限合伙形式规定了50人的人数上限,绿地集团将之前拥有股权的员工拆分为32个小有限合伙形式。然后,由绿地集团管理层43人出资10万元设立一个管理公司——格林兰投资(张玉良为法人代表),作为上海格林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扮演普通合伙人角色,承担这32家公司的管理决策职能。全体持股会成员与管理公司格林兰投资成立三十二家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小合伙企业”):上海格林兰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至上海格林兰叁拾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其中格林兰投资作为小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全体持股会会员作为小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层叠复制的有限合伙安排充分体现了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诉求,以巧妙解决了职工持股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难题。

2、绿地集团家大业大,估值较难。在本次重组前,国内房地产企业排名前两名分别为万科和绿地,据CRIC 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房地产企业年度销售TOP50》榜单显示,在销售金额排名上,万科地产以1,740.6 亿元排名第一位,绿地集团以1,625.3 亿元名列第二位;在销售面积排名上,绿地集团以1 660万平方米排第一位。

由此可见,当时绿地与万科的规模已在伯仲之间,对绿地集团整体估值难度相当大。绿地集团纳入评估范围的公司涉及的行业众多,包括房地产开发、综合金融(小额贷款公司)、煤炭开采洗选、酒店经营业、物业商业地产管理、房产中介、制造业、建筑业、建筑材料、工程服务、园林、汽车销售、加油加气、仓储物流、批发贸易业等行业,行业的差异性较大,存在永续经营和非永续经营等不同的收益类型。不同的行业之间存在投资关系,如房地产开发公司中有建筑、绿化的子公司;建筑行业的公司有房地产项目开发、物业管理等子公司;商贸企业、批发企业有房地产开发的子公司、投资型公司涉及多行业的子公司等。

在通过对绿地集团各下属子公司的梳理,根据金丰投资发布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披露,企业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定为6,673,205.00万元,其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这一最终估值得到上海市国资委核准备案,并出具“沪国资评备[2014]040号”《上海市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5年第32次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五、对混合所有制的借鉴意义

1、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实现双赢

绿地集团在2013年引进战略投资者前,上海市国资委间接持有绿地集团股权60.68%,实现绝对控制。而引进五家战略投资方平安创投、鼎晖、汇盛聚智、普罗投资、国投协力则是为了规避上交所“社会公众持股比例不得低于10%”的红线,引进战略投资者后,上海市国资委间接持有绿地集团股权为48.45%,失去绝对控制,上海国资委不参与绿地的日常经营管理,及上海地产集团、上海城投总公司是两家相互独立的主体,仅作为财务投资者,不会实质性介入绿地的具体运营,在重组报告书中将此次增资后的绿地集团表述为“上海市国资系统中的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业”,这在国资改革中实属罕见。上海市国资委放弃了部分股权,才有了绿地集团成功借壳金丰的案例,这是绿地集团在混改道路上进一步夯实资本实力,使其企业股权结构更加多元化、运行机制更加市场化的明智选择。

2、为国资改革树立信心

绿地集团借壳上市的案例也符合中国资本市场改革顶层设计的思路:首先是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接着吸收不同性质资金进入,提振各类投资者的信心,建立并完善信息披露和监管制度。混合所有制不能为了混合而混合,混合的目标是国企要在改革中增强竞争力和活力。因此并购双方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认可彼此的文化,能够优势互补,实现资源的整合。绿地集团的发展理念为“做政府所想、为市场所需”,是对混合所有制的理解和实践——混合所有制促使市场精神的渗透,推动管理模式、决策机制、用人机制等完全市场化,保障企业在完全竞争性行业中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有市场和技术、有上下游观念的战略合作伙伴更适合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3、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企业的混合所有制

在当前中国经济情况下,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混合所有制是可以尝试的一条路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财产权分属于不同性质所有者的经济形式。国有上市公司通过不同性质资本共同参与企业决策经营。发挥各类不同所有制的优势,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上市公司只有资本混合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公司机制的转变,让公司真正的市场化运作起来。

绿地集团整体上市的圆满完成,体现了中国证监会对上海国资改革、对绿地集团的支持,体现了市场各方对本次资产重组方案以及绿地行业领先地位、多元业务组合、创新商业模式、未来发展潜力的充分认可。而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也为今后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变革做出了榜样,在看到政府、市场认可的同时,也可坚定类似想要效仿此举走上资本市场企业的信心。

4、为国有房地产企业发展指明了道路

绿地重组交易完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资地产企业重组放开预期,未来地产重组或将加速开放。如果地产重组的加速开放,这不仅仅是国资系统中企业向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业转变,一些实力较弱的房地产企业寻求了一种出路。预计,在未来2-3年内,一些实力较强的央企也会利用地产重组加速开放的机会,做大做强自己。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房企再融资等融资渠道或有条件加速放开。“330新政”对改善型需求进行鼓励,各地房地产“救市”政策频发,但是,楼市基本面并没有明显好转,去库存仍然是今年的主旋律。2015年前两个季度中国GDP增速仍然为触底阶段,楼市低迷影响宏观经济复苏。当前,无论是出于经济复苏目的,还是为了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考虑,十分有必要适当放松房企的融资渠道,比如定向增发、优先股发行等。绿地集团重组方案的获批,成为房企融资渠道定向宽松的一个信号,从此开始房企融资渠道将逐步开放,定向增发、优先股等融资渠道有可能成为房企尤其是大型房企尝试的方式。

绿地集团借壳金丰在A股整体上市后,绿地香港则作为A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绿地旗下的地产业务已实现在内地及香港市场“双上市平台”战略。就上市融资平台而言,融资渠道仅分为境内境外两大分类,未来,一旦某一融资渠道收紧,那么,公司还可以在另外一个融资渠道继续融资,整体上可以规避依靠单一融资平台的风险。在楼市已经进入下半场的“新常态化”背景下,“双平台”战略或将造成 “大者恒大,强者恒强”的局面,最终推动市场集中度越来来越高。

除了在融资方面获得优势外,也加速了绿地在境外的品牌扩张。作为国内房地产企业,想要深化发展,仅着眼于国内市场是不够的,“双上市平台”战略也是绿地走向国际化必经的道路,这为其他国有房地产企业未来发展规划也有着借鉴意义。

( 腾 空 )

上海国企改革先行一步的亮点与启示

《天津经济》  2014年1期

2013 年 11 月,在京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任务、新举措,包括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等。12月17日,上海市政府公布 “国资国企改革 20条”,从国资管理、国资布局、国有企业分别确立了目标,打响了我国国资国企改革的“第一枪”,标志着备受瞩目的上海国资国企改革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在上海推出国企改革20条之前,我国的国企改革经历了从封闭走向市场, 从僵化走向开放的 30年历程,坎坷曲折,激昂壮阔。我国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支柱,面对国有企业制度僵化等异常困难局面,国家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出台了一系列国企改革的政策法规,明确改革是国有企业走向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回顾了从1979年到现在,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

一、国企改革的四个阶段

(一)国企改革启动阶段(1979-1984年)

从 1979 年开始,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启动,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年,在一批工业企业中开展了领导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1982 年,《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条例》颁发,在这个文件中,或多或少显示了厂长在责任和权力方面的统一。 1984 年,国有企业开始逐步推行厂长负责制,明确了企业享有的产品销售、物资选购、人事劳动、工资奖金使用等十个方面的权利。这个时期最基本的特征是放权让利,就是通过物质刺激以及扩大企业自主的权力,进而调动企业的工作积极性。这个阶段的政策并没有使国有企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随着改革的进行,企业由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生产体制,逐步过渡到了“放权让利”机制。

(二)国企改革推进阶段(1984-1992 年)

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得以公布,该决定明确提出: 我国要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同年在少数的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股份制试点。1988 年,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国企改革深入开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这个时期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主要是以“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为主体内容,并且以运用契约方式细化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这样推进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的转变,政府限于承包合同而不能过多的干预企业,这是政府把国有企业转变为市场主体的大胆尝试。1990 年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成立,为股份制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这段时期出台的系列政策,推进了我国在多个领域进行系列改革工作,比如进行“利改税”和“拨改贷”改革统收统支体制,以待业保险的实行推进了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等等。

(三) 国企改革全面开展阶段政策(1993-2002 年)

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明确要在中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全面开始,具体内容是抓大放小、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这大大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步伐。 1996 年,国务院原则上同意了国家经贸委等 9 部委《关于在若干城市进行企业 “优化资本结构”试点的请示》。于是,下岗再就业也顺理成章成为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2001 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 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明确提出了要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在管理人员中间推行聘任制和招聘制。这一时期政策的核心是推进国有企业建立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而随着系列改革政策的出台,并深入实施实施,国企改革也得以全面开展。

(四) 国企改革规范发展阶段政策(2002 年以后)

2002 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多项法规,同时也组织修改了《公司法》和《破产法》。这些法规进一步规范了国企改革工作,并为国有企业规范运行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2003 年,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要求,成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标志着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的最终确立。 随后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政策规定。 这些规范性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加大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步伐,国企改革也得以健康规范发展。

国企改革进行几十年的探索与实践,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初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发展之路。但国有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发展步伐有所放缓,国有企业“尾大不掉”,总体上造成国民经济的竞争效率下降, 收入分配不公。其最严重的后果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 所以,国企企业改革迫在眉睫,上海要在这上面有所探索。

2013 年 12 月 17 日 上午 ,上海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从国资管理,国资布局等多方面确立了目标,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本,打响了国企改革的第一枪。

总结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其基本任务及主要目标可归纳为以下方面,如表 1 所示:1

由表 1 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国企改革针对不同的政策措施有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解读上海国企改革 20 条,我们总结其亮点有三。

二、上海国企改革的亮点

亮点一:发展混合所有制,改变“一只手压倒一片手”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那时的所有制关系十分简单:只有公有制,而且公有制只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进行所有制改革,提倡互相投资和联合, 提倡引进外资,甚至出现了个人入股投资的现象, 因而陆续地出现了混合所有制,单一的公有制开始被打破。

所谓混合所有制,即为社会所有制,因为企业的资产,由不同的投资者的投资而形成,这些资产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已经社会化地占有和使用了。

特别是在股份制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已经分离为股权和法人所有权,这种资本和组织结构,是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最合理、最科学的结构。 当然,在实践中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我国的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也要研究如何解决,使之更加完善。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 ,是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的精神,也是此次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其实,地方国企对于混合所有制并不陌生,通过上市引入多种资本成分,是地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手段。

这次改制的关键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难点在于实施混合所有制之后,在引入民资情况下,国资与民资在同样的公司治理政策中怎样保证民资合法的股权。

不少专家认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要从股权结构做起,改变国有股一只手就能压倒一片手的局面。

亮点二:回归“企业家精神”,不能既当高官又拿高薪国企改革最难改的是人,公众比较深切的感受是很多国企高层管理人员更像是官员而不是企业家。 这种国有企业泛行政化,已成为国有企业发展的深层障碍之一。其主要表现为:

(一)企业行政级别化

中国国有企业按照政府序列的行政级别,呈现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和县属企业四级,中央企业有正部级、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四个系列,省属企业有副厅级、 正处级、 副处级三个系列, 市属企业和县属企业依次类推。中央企业因为出资人的不同,行政级别上略有差异。 垄断行业和重要竞争性行业的中央企业多为副部级, 多一半的中央企业为正厅级。

(二)企业家的行政级别化

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化, 意味着企业家自然就享有行政级别。按照干部任命权限, 国有企业集团母公司层面的正职领导人,包括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一般由上级党委任命, 组织部负责考核。对于副职高管,一般由国资委任命并负责考核。 文化国有企业, 中央层面由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 各省或由新成立的文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文资委)履行出资者职责,文化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级别与国资委直属的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大体一样。

(三)企业间“高管对调”现象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 企业竞争对手之间, 高管之间是不可能“对调”或“互换”的,但在国有企业体系中,这种“对调”或“互换”现象却成为家常便饭,比比皆是。特别是在垄断行业国企中,当竞争对手为争夺市场份额而打得不可开交时,突然一纸调令,双方或多方之间的高管来了个 “对调”。 在反垄断法中,这种“对调”无异于“人事合谋”,但在行政化的国有企业中,党委、政府或国资委“老板”有权决定国有企业家的“人事安排”, 国有企业家也只能必须服从行政命令。

本次上海国企改革中去 “行政化”成为一大亮点。对于竞争类的企业将只保留董事长, 党委书记和总裁来试管,试管任期为3年,如果考核合格可以连任,但在同一岗位一般连任不超过 3 届,也就是最多9 年时间,其他职务由党委任免。 这一措施目的是让能干的人来干,而不再是谁是局级干部谁就可以永远干下去,这不仅适应了市场化改革本身的需要,在市场化背景下,也符合国资国企发展的需要。

另外,国资国企的薪酬一直是敏感的话题。上海国企改革 20条中对其进行长效激励和约束政策。 有人形象的称其为 “金降落伞”和“金手铐”,所谓“金降落伞”就是说拿出高层人员的薪酬的一部分等到其离职后在给予他,如果干的好则下发到其手中,自己的薪酬才能平稳落地。如果有违规、渎职等行为,这笔钱将作为追索的抵押金,相当于给这些人带上了“金手铐”。同时,有约束就有激励,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意见指出,对符合条件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实施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人力资本密集的高新技术和创新企业可实施科技成果入股、专利奖励等激励方案。

亮点三:差异化分类管理

不少公众对国企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一家垄断性国企亏损了,人们会认为它造成了国有资本的流失,如果它盈利了,人们又会认为它是凭借自身的垄断地位,与民争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原因在于国企功能的定位不清。本次国企改革将建立分类监管, 避免公益性国企损害百姓福利,将国企分为三个类别,见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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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国企改革的先驱,上海国企改革在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产权多元化改革、 预算软约束和中小国企改革受限等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三、上海国企改革的难点

(一)产权多元化改革

1.形成改革的共识难

共识是行动的先导,没有统一的认识, 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这一点在过去我国国企改革实践中得到充分证明。但是,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最大难点恰恰在此。 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 国有企业的一些表现(实际上主要是因为在扩大内需、信贷支持以及垄断管制等方面享受了比民营企业更加有利的待遇)使人们对大型国企改革的争论卷土重来, 给推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造成思维障碍和舆论阻力。

2.垄断领域大型国企产权改革难

一方面, 垄断领域的国企缺乏改革意愿。随着我国技术进步的加快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垄断的产业范围不断缩小。但由于垄断企业所享受的政策待遇和服务待遇等十分特殊,因此,企业崇尚垄断、 依恋垄断甚至千方百计追求“进入”垄断领域。同样,已“身处”垄断领域的企业更是不愿意退出垄断。

另一方面, 利益相关的管理机构缺乏改革动力。 由于垄断领域国企是“盈利”的主力军,经营状况大大好于非垄断领域国企,大型国企及其相关管理机构都是既得利益者, 在维护垄断以继续获得利益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 其利益相关的管理机构没有动力推进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在垄断领域,他们对改革的阻挠会成为未来垄断领域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大难题。

3.大型国企控股权问题解决难

控股权争夺阻碍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虽然企业控股权与控制权有很大差异, 拥有企业的控股权并不一定能拥有其控制权。但在我国现阶段,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我国许多大型国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不足和高知名度品牌缺乏的情况下, 控股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控制” 企业的“宝剑”。 因此,许多大型国企在产权多元化改革特别是在引进非国有投资者的过程中, 非常强调保持“控股”地位。

另外, 国资监管机构不愿放弃企业的国有控股权。由于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会使部分改制后的企业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监管企业名单中消失, 减少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监管企业的户数,缩小其监管权力。大型国企一旦失去“控股权”,在统计上就再不会被纳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统计范围, 从而会影响国有经济的总体规模, 进而降低国资监管机构的地位。因此,也就可理解为什么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近年来采取加大重组而且是国企之间的重组来代替产权改革, 即使是引进非国有投资者也十分强调保持国有“控股权”的原因了。

(二)预算软约束

预算软约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 Janos kornai(1980)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 即国有企业因为预料到政府会在其经营困难的时候出面资助,因而缺乏激励,不去努力经营。于是就出现“盈负不盈亏”,导致国有企业经理人不努力提高企业经济绩效, 国有企业连年亏损,濒临倒闭的境况。它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委托———代理问题, 即委托人不能事前有效承诺不向代理人提供帮助, 从而导致代理人激励不足的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成效不理想与预算软约束有很大关系。我国政府不是很重视或忽视了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硬约束,表现为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是预算软约束。为此, 国有企业经理人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善或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干好了,国有企业经理人失去了对利润等的剩余索取权;干坏了,有国家埋单,国家可以操控银行继续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同时,国家也不希望能够为广大职工提供就业和社会福利的国有企业倒闭, 国家也不允许国有企业倒闭。

在预算软约束下, 国有企业的绩效总是低于民营企业。相关学者证实, 非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是, 三分天下有其二 。 据 国 计 委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in China) 发布的数据,截止 2000 年仅有 1/4 的工业

产值由国有企业生产, 尽管在银行信贷、 获取劳动力和原材料方面,民营企业经常面临歧视(Nee,1992)。 这就是说,3/4 的工业产值是由非国有企业提供的。 这些数据不能不说非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不理想。

四、 上海国企改革应把握的重点

上海国企改革要突破困境,并取得与非国有企业一样良好的经济绩效,不仅要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如股份制改革,还要在合理配置资本、全面推行“负面清单” 制度以及加强预算硬约束等方面作出努力,重点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强调混合所有制

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在对原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允许体制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增量改革。今后,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切实放宽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而不只限于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公司制度。

(二)资本配置问题

本次上海国企改革最重大的不同是国企改革已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过去提到的国有企业主要是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目前国有企业大部分已经股份制了。 现在摆在国有经济主管部门面前的问题,是怎么样对国有资本合理配置。

国有资本优化配置首先要让公益型企业和竞争型、 收益型企业分开,对国有企业应当承担的国家、社会责任进行区分。公共服务和保障领域如电力、天然气、自来水等等, 应该有更多的国有资本投入。而针对属于竞争性、收益型的企业, 更重要的是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在这些领域,国有资本对自己应承担的公共建设项目, 积极引进社会资本一同建设,可直接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还可由于投资主体多元化而改善公司治理,提高效率和竞争力。

(三)全面推行负面清单制度

负面清单制度的提出是非常重要的,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以前是告诉市场“什么可以进,社会资本能够投资哪些领域”,需要一个个来审批, 大大限制了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投资渠道与活力; 现在除名单以外的领域都可以进, 就为不同资本同等进入创造了条件, 有利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在负面清单制定上,政府并不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上海自贸区的清单可资参考, 国外的一些清单模式也可以拿来借鉴,但最终还是要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我想在制定标准上相关部门已经有共识, 一些涉及国家安全、 网络型自然垄断的会进入负面清单, 但市场竞争的部分还是会交给市场。当然,对中国而言,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毕竟是一种新事物, 在实践中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索。

(四)加强预算硬约束

预算软约束, 是国有企业改革绩效差的原因之一。 预算软约束表现为, 当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倒闭时, 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稳定的考虑, 国家会以财政转移支付、 补贴或银行贷款的形式积极营救国有企业。 而国有企业经营者就会等待着政府的 “援助之手”,现实中政府确实有这样的表现。 如一份对 387 家国有企业的财务数据的分析显示, 完全国有企业拖欠银行债款的比例普遍高于民营化企业:1996-2001 年,前者拖欠银行债款的比例分别为71.8% 、73.1% 、76.4% 、77.9% 和77.0%;后者拖欠银行债款的比例分 别 为 40.0% 、51.3% 、63.2% 、70.4%和 66.9%,所以要建立严格规范的财政规章制度, 强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 以保证国有企业在制度严明的财经体制下运行。

五、天津市国企改革的现状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城市, 在国企改革中应积极回应,争做国企改革的领军者、排头兵。 在 2014 年到来之际,百利电气一则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透露出天津国资国企改革启动的信息。

回顾天津市国企改革的步伐,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天津国企改革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近 5 年来天津国有资本累计实施 44 项重组,按照“产业相近、行业相关、主业相同”的原则,重点实施了冶金、医药、轻工、旅游、外贸、投资等行业的 20 多个内部重组项目。

通过推进行业资源整合和企业调整重组,增强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涌现出一批在全国同行处于排头兵地位的大企业大集团。 到 2011 年底,天津资产总额超百亿元的集团由 16家增至 31 家,其中15 家超 500亿元,4 家超千亿元。

到 2011 年底,全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2.43 万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9142.4 亿元, 均是 2006 年的 3.2 倍。 5 年来,资产总额年均增长 26.2%, 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 26.1%, 实现利润年均增长16.9%,市属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虽然天津市国企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从目前来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总结了天津市国企改革面临的 4 大问题。

(一)国企改革缺乏系统性

天津市国企改革存在 “重单体、轻系统”的现象,比较注重单个企业的改革, 忽视国企改革的系统性, 忽略国有企业原有的系统价值,从而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潜在流失。从流通国企改革的实际效果来看, 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改制后,虽然企业的产权已经明晰、 职工的身份已经转换, 但这些流通企业由于缺乏比较优势, 企业经营仍然十分困难。 二是丧失了商品流通的主渠道。由于商业系统供应、销售链的断裂, 失去了商品流通的主渠道。 虽以市场化形式组建了许多专业或综合性的贸易市场, 从宏观来看不足以解决我国商品的流通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上商品流通比较混乱。 许多工业企业不得不自建营销网络,营运成本居高不下,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二)改制政策不平衡

国务院、 省政府对国企改革的文件是原则性的,缺乏操作性,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 探索性地开展国企改革,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规范,形成政策。 操作在先,政策在后,就出现了许多不同版本的国企改革操作政策,缺乏统一性。

改制政策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纵向的不平衡。国企改革是政府推动型的行政工作,各届政府均有很大压力,为了快出政绩,往往会出台优惠政策来推动改革,从纵向来看,政策缺乏稳定性。实际上,政策优惠提高了职工的心理预期, 推进改革的难度反而越来越大。其次,横向的不平衡。 改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受制于天津市地方财政的支付能力, 不同县市间的政策差距较大。地区间政策的不平衡,往往会引起各地区职工心理的不平衡, 甚至引发大量的职工上访事件。 最后,内部的不平衡。职工安置政策是根据年龄或工龄来划分的,不同档次间政策差距较大,缺乏连续性。比如,距退休 5 年内的职工可以享受 “一次性缴费到退休,退休前可以享受最低生活补助”的政策。若某职工距退休时间超过 5 年,哪怕是 1 天,就无法享受该政策, 这样改制时就有可能下岗,退休前的生活就难有保障。

(三)国有产权退出不够规范

作为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产权退出时,在宏观政策上已没有任何障碍。但在国有产权退出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够规范,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 1.评估减值。中小国企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营者的能力。 这些企业进行改制时, 内部人往往会在评估环节上做文章, 出现联手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 如某企业改制时,原企业经营者通过虚增应付账款、隐匿资产等方式,职工集体侵吞国有资产 80 多万元。2.过度核销资产。 由于企业管理不够规范, 企业经营处于混乱状态。在清产核资时,经常发现账实不符。为加快改制速度,往往随意核销,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3.资产变现缺乏透明度。明晰产权、妥善安置职工是国企改革的两大主要任务。在国有资产退出时,考虑到职工的再就业, 会鼓励内部职工优先购买,操作透明度相对较差。在内部职工采用投标方式时,串标、压标行为时有发生。比如某企业在改制时,有一位职工事先以5 万元好处费为条件串通其他投标人,以略高于底标价中标。事后同一资产重新向社会公开拍卖,增值了 30%。

(四)国有资产后续管理乏力

改制以后, 国资管理部门对国有资产后续管理乏力,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权益、资产的贬值或流失。 国资后续管理乏力主要体现在国有股权、剥离资产、核销资产、土地资产的管理上。

首先,国有股权管理不到位。由于缺乏健全的管理营运体系,改制后企业的国有股权管理处于混乱状态。 一是国资部门很难行使股东的权利。例如某改制企业,国有股虽为第一大股东, 但国有股权代表难以按正常程序进入董事会。 二是存在侵蚀国有股权收益现象。企业保留国有股权以后,通过增加职工的工资、 福利等分配方式,冲抵企业的股权收益,内部股东与外部股东的实际收益差距较大。其次,剥离、核销资产缺乏管理。国企改革中,按照改制政策对非经营性资产的剥离和对不良资产的核销力度较大。改制后,国资部门对已剥离、 核销资产缺乏专门的管理。 已剥离的非经营性资产经常为新企业无偿占有、使用,甚至随意处分。 已核销不良资产常处于管理的真空状态,造成国有权益的流失。 根据台州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不良资产清理的经验来看,收回率可达到20%左右。

最后,土地资产流失严重。改制时,优惠处置土地资产的目的是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 土地出让金的终极收益原则上是国有的。实际上,企业对土地优惠政策的理解和执行是有偏差的。 部分企业将低价取得的土地资产按市值变现后,分配给股东,造成国有土地资产的流失。 应该对改制企业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作适当制约,防止土地资产的流失。改制土地资产变现时, 要足额补交减免的土地出让金, 要如数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

六、 上海国企改革对天津市的启示

2014 年是天津市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也是加快建设美丽天津的关键一年, 机遇和挑战并存,任务艰巨繁重,应积极总结上海国企改革的经验, 使天津市国资国企改革少走弯路,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借鉴:

(一)去“行政化”

上海国企改革中明确表示了国企领导要回归 “企业家精神”,不能既当高官又拿高薪, 表明上海国企改革的深化。天津的国企改革应积极效仿 “上海模式”,国企领导人取消行政级别, 使企业治理机制真正向市场化迈进了一步,要使这一措施真正落实,需要从三方面努力; 一是要扫除官本位思想。 这当然需要以清除行政特权实际行动为基础, 否则思想是很难见效的,这是从思想上割断联系。 二是是理顺管理体系。 如果从中央到省市的组织部门要直接管理国企干部,那么,即使不讲行政级别、实际上仍然体现着行政级别。 因此,应该把干部分为行政和企业两个系列,行政干部有组织部门管,企业干部由国资委管,从组织体系上把他们分离开来, 这是从组织上割断联系; 三是在待遇上要制定企业自己的标准, 如薪酬、医疗、养老等等,看文件。 听报告等也不以行政级别为标准,而是根据需要为条件,使企业干部自觉的与行政级别割断联系。

(二)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积极推进天津地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建立和完善,指导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尽快实现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行为主体到位、 职责权限到位、 责任主体到位, 使天津市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经天津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真正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并围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 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行质量和效益。

(三)抓住机遇推进外资并购

近年来,上海作为与世界经济沟通的桥梁,其跨国并购在投资流动中比重越来越大,这为上海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机遇。天津市也应加大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 以开放的战略眼光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扩大外商投资领域,促进境外资产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 推动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共同发展。

为此, 政府有关方面应制定外商收购和兼并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的可操作性政策规定和扶持措施。 鼓励外商参与国企改组改造,允许外商收购和兼并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 同时也应该鼓励有实力的国有企业 “走出去”,直接参加国际市场的竟争。

(四)集中民间资本的力量盘活国有资产

按照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 2002年3 月11 日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国家计委 《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指导意见》 的指导精神, 出台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具体产业目录,为民间投资者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建议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组织引导,走多家分散民营投资主体联合的道路。成立以民间资本为主的、股份制形式的资产经营公司,充分发挥现代企业制度机制上的优势。准许公司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制定资产运营方案,对授权经营的零星、分散的国有资产进行打包,通过置换、重组、包装等方式加以重新整合,提升国有资产潜在价值,并以招标或拍卖方式实现国有股的退出,进一步加大民间资本对国有资产的盘活力度。

七、结语

上海国企改革已经提上日程且具体任务有了细致安排,未来的国企改革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对于天津市国企改革,其基本思想仍是以同业合并、突出主业,推进资产同质、 市场通向的国资重组,打造竞争力突出的大型企业。 天津国企改革每一个关键时刻,取得的每一项重大进展,都将离不开体制突破和理论创新,同时也是一次次解放思想,观念突破的过程。

(天津经济课题组 总策划:曲 宁 策划采写运营:王晓菲 虞冬青 孟 力 张丽恒统筹:仲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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